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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问人： 万国数据副总裁、灾难恢复首席专家，安标委灾难备份中心建设与管理规范工作组组长汪琪 安标委副主任委员崔书昆 汪总：这个行业，因为我从最早的2000年在这个公司一直在做灾难备份这个行业，所以对行业的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题我们也可以讨论。第三个是刚才说的灾备标准，因为我们是在2007年协助安标委做了一个GBT20988国家第一个灾难恢复规范标准，我是这个标准的第一起草者，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标准族，标准族的第二个规范，暂定的名字是灾难备份中心建设与管理规范。现在这个阶段还是属于一个征求意见的阶段，估计大概今年年底，明年年初能出来，这是标准的问题。待会儿我请的崔老师是安标委的副主任委员，所以他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提供给大家。 记者：能不能问问您关于这两年灾难备份和数据中心的发展趋势，这两年大家对这种灾难备份越来越重视了，您觉得有什么背景原因吗？ 汪总：我觉得这个是水到渠成的，因为随着一方面各行业的信息系统应用的水平的提高，这是对于行业里面在信息系统的停机事件上面大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比如说原来我们去银行取款，如果说柜员告诉你我们的电脑坏了，要不你明天再来吧，大家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明天再来了。现在因为大家的各种应用非常多，比如说我这个钱是做了第三方存款，我要放到股市上的，上下的动静很大的，我要转汇的，我要汇款的，我要做业务的。所以现在对各个行业来讲，你的信息系统一旦停顿的影响是大了很多，这是业务上的需求。第二从咱们国家的监管来讲，因为很多的问题其实是一个行业性问题。比如说金融行业，如果清算结算系统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影响的不是一家金融行业，而是整个的金融环境，比如说咱们的铁道、航空、运输如果信息系统出现问题的话，影响的是整个国计民生。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在这方面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包括当年国信办牵头，给八大行业提出了指南和规范，包括现在各个行业我们看到银行、证券、保险、税务、海关等等这些行业都在给自己的整个行业系统下的机构提各种各样的要求。所以从监管的角度来讲，我们监管的水平已经在不断地提高，科技度不断地细化，这也是一方面。崔老师，崔老师是咱们安标委的主任委员，咱们就用安标委副主任委员这个头衔，崔书昆，崔老师。 记者：像现在咱们灾备这个行业，正在进行的信息安全的标准，它和国外的标准相比，咱们向他们靠拢还是说咱们的标准像TD一样有咱们自己的新的符合咱们的标准？ 崔书昆：有关这个标准，我们也花了好几年时间做的。 汪总：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涉及到咱们自己做标准的水平和国际上的这些标准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先抛砖引玉说一点，首先咱们在灾难恢复方面的标准相对来讲做得还不多，咱们现在也仅仅是GDP20988是第一个，如果从标准族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大帽子，是一个普适性的，接下来再做灾备中心的标准，以后像昨天崔老师还给我们出了很多建议，比如说我们可以做服务商资质的标准，可以做等级规范的标准，还可以做技术的标准，这个工作还处于前期阶段。从国际上来讲，我们也有我们的特色，国际上的标准在恢复灾难备份方面其实也不是很多，国外的管理其实更多的还是从业务联系的角度去推标准，咱们在中国这个现状来看，咱们在信息系统和灾难恢复方面做了大量的投资和研究，所以这方面的标准是最急需的，大家走的路不太相同。 崔书昆：因为他们正在做一个灾备中心建设，这个标准已经经过了三个阶段大的评审，开了三次规模比较大的会，各个部门差不多有关的都参加了。 记者：这是一个强制性的还是推荐性的标准？ 崔书昆：现在国标强制性的很少，可能大家知道过去登记保护的是强制性的，剩下的基本上都是推荐性的，从2002年以来已经将近100个标准，但是除了登记保护标准是强制性的以外，其他都是推荐性的。所以这个标准按照一般的流程，等它做完了以后，一般如果没有特殊的需要或者上面提出特殊的改变就还是推荐性的，因为推荐性的标准比较灵活，强制性的标准涉及到各个部门，有的时候和行业结合得不一定很紧密，一般就是做推荐的。但是推荐性的标准如果管理部门觉得必须要执行，如果有这种认识的话，他也可以做强制性的要求。 记者：现在银行面临的是强制性的还是也是推荐性的？ 汪总：从各个行业来看，像安标委WTC组做的这些工作，我觉得我们是打下一个普适性的基础，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把这个标准做到什么级别，怎么去做，把这件事提出来了。怎么做的问题解决了之后，要做到什么程度，其实是各个行业的行标更合适去说这件事情。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银行，包括证券、保险包括八大重点行业，大家在下发行业标准或者行业管理规范的时候，全部按照国标和引用国标，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行业特征来进行管理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做的是基础性的工作，大框架定下来了，各个行业再根据这个国标再去进行自己行业的特性化。 记者：像万国数据这样提供方的，怎么样帮助行业？因为您是标准起草人，也在万国，您是怎么样帮助各个行业推荐标准的？ 汪总：首先当我们做标准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领了安标委的课题任务，这时候我们是受任务课题组的方式，并不是这个标准是万国数据做的，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在每一次包括在起草阶段和每一次的评审阶段，都有大量的专家，来自于安标委的标准，来自于各个行业的专家和领导，一起来对我们的标准进行修改。比如说我们在标准的三次会议里面，我们基本上八大重点行业的专家应该都看过我们的标准文本，都提了很多的修改意见。将来在标准正式成文之前，我们也会书面收集我们安标委各个成员单位的反馈，然后根据各个成员单位对这个标准的投票结果来看我们这个标准怎么样去进行修整和修改。所以在标准发布前，其实就已经有很好的这种群体性和行业基础了。标准发布之后，安标委这几年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推介标准，就是标准出来了之后，会做宣灌，会做教育培训，帮助各个行业去理解这个标准，在这个基础上各个行业再去做自己的行业标准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一些。 记者：这个标准已经推行了多久？真的对灾备行业产生了哪些影响和效应？ 崔书昆：07年这个国标可以这样讲，万国数据根据安标委下达的任务组织力量，一般的现在按照规定都在三家以上共同起草，起草的过程当中还要征求同行的意见，而且有几个阶段都是要公开发布的，譬如标准立项阶段，每年先出一个标准制定的指南，今年重点要制定那些标准，发布以后由单位申请，以前一般一个单位就可以申请，现在规定要一个单位牵头，至少有另外两个单位参加，要有三方组成一个起草族，这个标准一般要经过起草族三轮以上的征求意见，然后如果感觉这个方案成熟了以后，提交安标委的有关工作组，像这个标准就属于WGT第七工作组，第七工作组是专门的信息安全办有关的标准，由它来组织贯通，也是代表安标委。如果安全WGT的三四十个成员单位，他们大部分是企业，前面起草族先做介绍，如果与会人员感觉已经差不多了，要进行投票，投票有3/4以上通过才进入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就是送到安标委，安标委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一般的是通过由WGE，就是第一工作组，是专家组，以他们为主再征求有关各行业的专家，组成一个审查组，然后经过审查以后，如果大家觉得可以，才能送国家标准委员会去审理。国家标准委员会还要进行形式化了审查，这个标准合乎不合乎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有一些重大问题可能还请一些个别专家做综述，如果感觉比较成熟，没什么问题才进入正式的审议阶段，它有一套审查的程序，通过了以后才能作为国标正式发布。 记者：推行的情况怎么样？这个行业对这个标准对这个行业有什么样的规范？ 崔书昆：安标委的秘书处组织审查以后，还要报主任办公会进行合规性的审查，合规性主要是安标委关于制定标准有一个规定，有一套程序，看看是不是符合这些程序，合规性另一个要看是不是符合有关的国家政策，以及和已经有的标准有没有矛盾，做完了以后正式主任签名，送国家标准委员会，就在安标委的这一段就算基本结束。 汪总：咱们安标委在过去几年应该说在标准的推广上成绩还是蛮显著的，像咱们的GBT20988，我现在看到的被引用的就是银行的标准，银行有一个JRT0044就是金融行业标准，直接引用了20988里面很多的思想和内容。保险行业有出过一个保险业的灾难恢复管理的规范，是2008年出的，里面也是引用这个20988，证券行业大概出了两到三个规范，里面也是按照20988的分类和等级进行行业的分类等级。包括税务、交通、航空这些行业都是在自己内部的规范里面以20988的方面和等级标准来作为自己的方法和等级标准。所以我们20988里面有一个强制性的附录，就是灾难恢复的等级，从一到六等级，现在咱们行业里面说等级的话，直接用我们国标的等级，在我们这个国标出来之前大家引用的是国外的一个论坛上面的零到六个等级的那个等级，但那个等级是纯技术等级，它跟灾难恢复的能力是挂不上钩的，而咱们国标出来之后，现在咱们全部引用的是国标等级，所以这个还是很显著的。 崔书昆：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记者：咱们最新的数据中心建设的标准，现在到了您刚才说的哪一个阶段？预计什么时候能够推出来？ 崔书昆：现在起草组的工作现在是第三次对草案的审查，这一轮最后做了一个结论，就是认为这个标准现在的草案结构清晰、内容通式，当然它符合前有的标准的制定程序和国家有关的法规，大家在会上又提了一些意见，经过这一次修改以后，WGT要进行投票，然后进入下面我刚才讲的那些程序，当然还有一段时间要走。我们国家制定标准我认为是流程上比较长，但是走这个流程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大家在进行交流或者对这个草案进行学习、研究的过程，因为这些草案都要在信息安全标准委员会的网站上，也就是TT260，这个委员会的正式编号，就是技术委员会第260个，这是国家标准的编号，咱们国家有300多个技术委员会，300多个这个标准组成，它是第260个，整个的过程征求意见在平台上都是交互的。所以WGT结束以后再报往秘书处，秘书处再走这个流程，还要一段时间。 记者：这个标准对服务提供商要求多不多？这个标准是针对哪一类人群？ 汪总：您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咱们这个标准是定位在灾难备份中心的建设和管理上的，其实您说的这一个就是对灾难恢复的服务商的标准，昨天我们在会上还讨论到，这可能是我们标准族下一步要工作的目标，从国际上来讲，您说的这一块反而是在新加坡出了一个新加坡SS507标准，那个是专门针对灾难互相服务商的标准。那个标准我们也仔细研究过，跟中国的这个情况还有一点区别，所以下一步在工作的时候，到时候要看安标委的想法，看看要不要推中国服务商的标准，因为咱们现在的标准使用的范围是灾难恢复的机构以及提供灾难恢复服务的机构，都可以用咱们现在的这个标准，灾难备份中心的建设与管理规范，而不是专门针对灾难备份服务的提供机构。 记者：无论是自建的还是外包的？ 汪总：都可以。 崔书昆：另外这个标准一旦发布以后，信息安全的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也会用这个标准进行有关的关联。 记者：验收？ 汪总：对，验收和对你日常维护的管理，咱们主管部门也可以用这个标准，甚至包括检查、包底，就是我们的审计。因为现在明显地看到，特别是主管单位，审计的力度是越来越强了，审计的科技度也越来越细了，咱们这种标准对他们来讲肯定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记者：可以参考吗？ 汪总：可以参考里面，因为里面很多内容是具有普适性的方法。 记者：问咱们外国公司的一个问题，今天黄总也在讲云计算，现在云计算也是比较大的趋势，咱们公司的技术和产品还有服务的层面，目前来说在面向于计算的趋势上，是退出或者正在研发和关注哪些新的技术产品和模式？ 汪总：首先咱们云计算我们认为是一种服务，云计算里面涉及很多的技术，但是它根本上是一个服务，从服务的角度来讲，现在万国数据在自己做规划和研发，然后在对外开始尝试开发一定程度的云计算。现在我们主要的客户是私有云比较多一些，在公有云的基础上我们也有几个大的合作者，我们在一起面向市场提供一些公有云的，包括软件的，包括（英）的平台的，GDS我们的优势第一我们有很强大的基础设施，我们在全国有十几个数据中心，现在在运行的有12个，再加上在建设的将近20个数据中心，我们有大量的基础设施，网络带宽和计算的资源，大家知道云计算最根本的就是能够把这些资源最大效率化，然后非常有弹性的，可以按客户需求的进行快速的响应，这个我们是有的。在这个基础上为了能够更好地为社会提供这种云计算的服务，我们有多种的方式，现在很多企业是私有云，对企业来讲我们提供私有云，对公众的，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供（英）和（英）的服务，这些服务的规划和（英）进展都非常顺利，而且差不多了，对外的发布我相信会很快的。 记者：私有云的感觉是不是自己建一个数据中心，然后你们帮他们建好，但是是属于他们的，被不是你们的数据中心里面存他们的东西？ 汪总：私有云其实不能够直接简化到建一个数据中心，首先这个平台整个是虚拟化的，它的处理能力、存储、调度全部在云的情况下，包括灾备直接是V2V的灾备，我们以前是（英）物理的服务，以后的备份我可以直接把虚拟机迁移过去，V2V的灾备。它跟公有云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一朵完全隔离开的云，公有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你的安全方面怎么样切割，而且从现在的信息安全来讲，很多企业是不能够采用这种模式的，在私有云的情况下，它在自己所占有的处理池、存储池下面去弹性调度各种资源，然后利用云的技术来帮它去实现这种快速的部署、快速的切换、快速的响应，这种方式我们称之为私有云。 记者：从物理上来讲他们的池有可能在咱们的数据中心里？ 汪总：有可能在我们这，有可能在他们那。这两年技术发展很快，我们2007年做国标的时候，还是一个主中心一个备中心，但是到今天我们的很多客户都已经是双中心，甚至是多中心运行，互为备份。我们国标还是适用的，因为A中心是B中心的备份中心，B中心是A中心的备份中心，从备份的功能的角度它能力适用于国标，但是模式已经不是以前的物理上的分开，是逻辑上的一个分开。这样的一种多中心的模式，其实在云架构下就更加地虚拟化了，如果你现在完全在云架构下，不一定能够清楚我哪一些系统是主系统，哪一些系统是备系统，都是从处理池的角度考虑的，技术发展很快。 记者：在这种架构下备份方面提出什么新的想法？ 汪总：其实这个架构非常好，从虚拟化到弹性架构到云，对灾备来讲是非常好的模式。我举个很技术的例子，咱们以前X86平台有大量的数据和应用是存在X86平台的本地存储上的，你想把本地存储上的数据做实时的数据复制是非常困难的，管理起来非常复杂，几百台X86平台的服务器就相当于有几百台物理存储，你想把它都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准确地放到几百台备份服务器的几百台存储里面，这个在技术上是极难实现的，管理上基本上是一场灾难，很难去做的。但是做完虚拟化之后，采用云调度的方案之后，所有的处理能力是虚拟的，你的存储实际上都集中了，你再做这种高响应的数据复制的时候可以采用虚拟化的方式，非常简单地复制过去，而且在备份的这一方如果真的需要起用我们，就是生产中心某一个系统down掉了，备份的这一方要起用的时候，直接从虚拟化的文件当中可以把当时的整个的（英）全部提起来，非常快速，数据也不丢失，这个在原来的基础上实现起来非常困难。所以这一些技术对我们这两年的灾备技术提供了相当好的支持，所以我们是挺看好这个方向的。 记者：可不可以把它比喻成数据和硬件之间的摩擦力变小？ 汪总：是的。 记者：加一层虚拟之后滑起来更平滑？ 汪总：对，而且数据的管理就不是在你原来的这种物理上面，而都是虚拟化的，而它真正的管理是由我们专门的管理层管理的，而这个管理层是可以做到灾备的，这一点非常好。 记者：不管本地的还是异地的？ 汪总：都可以做。 记者：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一个问题，您看咱们万国数据已经有十多年的很成熟的经验了，这种云计算的环境下会不会导致灾备格局的重组？ 汪总：我认为是一定会的，云计算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原来的灾备的模式肯定会有变化，比如说传统的这种一主一备的模式很可能会向多中心运行的方式、私有云的方式去发展。但是整个这个发展是有利于整个行业的，第二点我个人认为是这个变化是需要有一定的支撑空间的，包括大家对安全方面的顾虑，包括对现有技术的局限性，咱们现在并不是所有的应用都可以上云平台的。 记者：您举个例子。 汪总：我们很多的专有的利用，非开放的运用都没有办法上云平台。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一些加密机，云平台是上不去的，不可以用的，它是直接的物理通道的，对很多的加密（英）来讲没办法上云平台，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个方向是一个挺美好的前景，从搞技术的人来讲，是挺让人兴奋的。 记者：因为它简单了，效率也高了？ 汪总：效率高了很多。 记者：像对万国数据而言，你们以前的优势能让你们走得更快吗？ 汪总：绝对会的，因为我们的优势就是在做这种高可用的服务上面，不管是原来的灾备还是要是的数据高可用，这就是我们的看家本领，随着大家处理的方式向云和虚拟化的方向转换，其实我们有更多的工具，更多的手段来为大家提供更加高可用的服务，在这一点上对我们来讲是挺好的。 记者：上午好像有专家提到数据中心选址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是不是过于集中？ 崔书昆：我对这方面研究不多，从一般道理上来讲，今天上午宁老师说到的那个问题，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因为开始搞备份的时候首先搞备份是从可能发生数据灾难的情况下考虑的，可能其他的因素考虑并不多。但是随着数据备份中心的大规模的建立，就会考虑到更广的一些因素。比如天灾、战争、地震，如果你要是同城或者两个城市离得很近，可能在一个地震带上，可能同时遭到毁灭，或者大规模的战略性的轰炸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如果数据中心离得很远，又带来其他的问题，比如像通信的问题，你要拉光缆或者是无线通信，远程通信就比进程通信带来更复杂的问题，这也是两个方面的因素，应用和安全在一定条件下还是有矛盾的。所以上午也讲到了，要衡量成本和最后的使用效率，从这两方面来衡量，不能只考虑一方面。 记者：需要考虑环保吗？ 崔书昆：当然，这个标准昨天还议论到，最后有一个提法就是要做原则要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其中包括环保，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汪总：我从我们过去十年接触这些客户的角度看一下，行业里面的这些单位在选点的时候考虑什么东西。第一点是崔老师说的，我两个中心要避免遭受同类灾害的打击，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比如咱们在上海的单位很少把备份中心就放到华东的几个省里，如果我备大规模灾难的话，我就会走开，因为华东有过这种区域性的水灾。同样备地震的话可能跑得更远一些。但是除了这个之外，现实的问题是哪里有条件给你建这种高等级的灾备中心，灾备中心真的启动的时候，灾难发生的时候，能否快速地达到，灾备中心日常的运维，人员能不能招得到，能布勒留得住，灾备中心启用的时候有没有好的厂商的技术支持，这都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所以为什么选来选去第一轮的灾备中心的建设过程基本都是北、上、广、深这几个地方，因为大家想想它们交通是最发达的，供电这种基础设施环境他们是最好的，厂商在这几个地方特别云集，支持力度比较好，然后高级人才也比较多，所以自然的只能在这几个地方布局。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国家也一直在强调大家不能太集中，太集中你会遭受到当某一个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会很大，所以大家也在看周边的二线城市或者其他的一些城市是否有这样的条件，我觉得这些条件逐步开始具备了。就像GDS我们自己建本身的中心，当年我们第一个中心在深圳，然后就是北京、上海、广州，我们开始也在这几个地方。现在我们在成都以及一些二线城市，甚至像哈尔滨这样的城市我们都在考虑，建我们下一代的灾备中心和数据中心。随着我们的服务商的触角伸得更远一些，可能我们会给大家提供更远地方的支持，我们集合这些厂商和服务商的力量，我们的客户在当地能够拿到一部分力量，大家结合起来这件事可能就做成，所以将来的分散就成为可能了。 记者：对一个市场化的企业现在怎么去建一个灾备的系统，怎么外包的时候考虑哪些因素？怎么样分层级的按照需求把这个灾备建得比较好？ 汪总：用户方在建中心的时候，其实我们昨天在标准讨论的时候就在讨论，整个灾备中心的建设有一个生命周期，第一步就是需求的分析，第二步是规划，第三步是建设，第四步是交付，第五步是长期的运行管理，这五步不管是一个企业自建或者外包，不管你是商业化的机构还是非商业化的机构，其实基本都是按照这个路数去走的。这个里面在前期有需求分析和规划这两个阶段，需求分析的阶段如果是一个商业机构的话，会看我到底要有多少种业务需要建灾备，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提倡我要建一个跟我生产中心一模一样的中心来建灾备，这个太浪费了，不需要，第一个先看看我有多少种业务是最关键的点，建设的范围是什么。第二个是我建设的等级是什么，我并不是所有的业务都需要等级最高的保护，我有一些可能要建到五级，有一些可能建到三级，有一些我甚至只要把数据备份在那就可以了，这个是有一套评估的方法，我们叫BIA，业务影响分析，有一套这样的业务评估方面来评估。得出来之后，通过BIA之后就可以得出一个建设的目标，我有多少种业务需要建设，我要建设到什么样的等级，然后我建设的最终达到的恢复的时间和数据的丢失量是多少，有一个时间目标。根据这个时间表我再去规划，我规划的时候我的建设比如说我看看我建设的范围如果很大，本身就有规模效应，我就自建了。像咱们现在很多大型的部委还有我们说第一级的银行，中农工建这种银行，基本上自建，为什么？体量非常大，他们的一个大行的中心，也许相当于我们服务商的全部的力量或者全部力量的大半，这样的话它的规模效应已经体现了，所以不一定需要去外包东西，可能引入我们的一些知识和经验。除了这些巨无霸之外，其他的可能在想，我做外包的时候我的成本效应是不是最高，刚才我还跟咱们其中一个部委的信息中心的临时聊了一下，他说经过他这么几年自己建的中心，算了一笔帐，发现外包比较经济，把觉得这几年看起来还是外包比较经济。为什么？自建首先标准不一定达到，第二技术不断更新，但是你自己的人员很难按照技术更新不断地走，五年前建的中心运维到现在，你的技术状态可能就是五年前的状态，很难再往前走。第三你很难按照你的规模逐步发展，你预计一下未来十年都要用这个中心，一次要建到位，但是如果你选一个商业机构的话，我可以先租一个两年的需求，两年后我再升级到五年的需求，五年后再升级到八年的需求，可以一步一步走，这样可以节省相当相当多的成本。这样看来一个商业机构肯定会评估，评估以后这几件事搞清楚了，我要建多大，建什么等级，按照什么路径来建，资源获取从哪里来，然后就是在市场上进行选择了，我觉得一个成熟的商业机构应该这样看它的灾备的建设。 记者：您觉得这两年虚拟化和云计算对这种商业简单的IT交付模式的变化，让很多企业对IT的看法和IT规划的周期或者频度也有了新的认识？ 汪总：是。 记者：一个银行的说交付模式变了之后就可以在一个周期里面考虑更短周期里带来的投资回报是多少，重新做他的计划，而不像自己建的周期太长了。 汪总：我觉得云计算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区别就是我刚才说的，云计算是服务，使用云计算实际上你是直接拿了服务的，不是像以前先是获取了资源，然后根据需求开发软件，然后上线运维，最终获得服务，云计算是跳过了前面所有的东西，直接获取的就是一个服务。比如说我一套ECP系统、CRM系统，给你的就是一个服务，比如说银行的信用卡很多是外包的，它直接就是给你的是服务，我直接给你的是发卡服务、授权服务，然后我们很多零售行业，现在很多的零售店，特别是中小的，不用建IT中心，市场上有很多供应商，我开一个店多少钱，所有的终端设备、POS、运维，全部他们搞定，一个店多少钱，这样不用考虑后台太多的东西，因为你自己要建一直IT团队太复杂了，谁能够跟沃尔玛比，沃尔玛有全世界最复杂的零售IT系统，自己有自己的卫星，自己有IN的主机天天运算着，如果我们每个小零售商都想跟沃尔玛比，你打个十年二十年永远打不过它，所以你要采用云服务的模式，这种直接在市场上拿最先进的服务商给你提供的服务模式，然后你去快速地扩张，集中在你的（英），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上，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区别。 记者：今天有一个企业提到比如跟外包服务商去租赁服务的话，现在也发现一个问题，虽然允许采用虚拟化技术租赁了，但是他们也有使用的高峰和低谷，他希望更加细化。 汪总：这个只有云计算才能实现，为什么？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运算能力和存储要求的波峰和波谷期，如果一个企业即使找了一个服务商，但是所有的资源都是（英）给他的，独享的，他是没有办法去把这个波峰波谷利用起来的。实际上这一块节省了成本，但是成本的精细化还做不到。怎么能做到精细化呢？大家要共享一个平台，共享一些处理能力，而这些处理能力是可调度的，这样运营商根据大家不同的需求，把一些不同的波峰波谷组合在一起，给大家提供一个服务，能够以总共这个池子比较经济的一个方案提供多个客户的服务。但是这件事的理想是很好的，实现起来还是挺复杂的，而且涉及到很多客户是否愿意跟别人共享一个平台。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做灾备就有很深的感触，我们灾备这件事的鼻祖是美国人搞的，美国人90%都在共享灾备，当然它的灾备级别比较低，是二级的那种，平时备备磁带，然后大家共享一批的IT设备，谁出了事，谁拿着磁带过来进行恢复，冷运算的方式，90%是这样的。中国完全倒过来，90%是独享灾备，谁也不跟谁共用。所以中国的灾备基本上共用的是大的灾备中心，共用的是办公的设备，共用的是我们这些专业技术团队和运维的人员，但是机器上面是不共用的，完全是自己一台服务器。 记者：虚拟化也是自己的？ 汪总：对，虚拟化也是自己的虚拟化平台，云也是私有云，这个共享只是在比较低层次的共享，当然也节省了很多的成本，像我刚才说的，不用未来十年一次性投资，也节省了投资。但是下一步如果大家能接受云计算的概念，如果现在有一批的客户本身就使用云服务的，共有云服务的这些客户不会关心后面的资源是共享还是不共享，他只关心我所拿到的服务是什么样的，（英）是怎么样的，安全是怎么样的，只要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别的我就不管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他的灾备资源上面进行合适的调度，然后达到更精细化的管理，但是这件事现在是没发生的。 记者：您估计未来多少年？ 汪总：我估计还是挺快的，因为云计算的发展趋势还是挺快的，我估计可能未来两三年里就有一批人能做这件事，三五年里可能就成熟起来，应该会比我们过去十年快得多。 记者：我看下午有一个环节就是高峰论坛，机遇与挑战，放到万国数据来讲咱们的机遇和挑战在哪里？ 黄总：这个问题是大体的问题，每天都在想我们的机遇和挑战在哪。我先随便讲讲，其实因为我们大家信息安全来讲，现在比较热的是灾难备份、信息安全、云计算、数据中心都是这个业界比较热的，持续几年了，而且这些话题很多都是跟数据中心离不开的，都是有一些交集的。数据中心从灾难备份的提法，因为万国最早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灾备的提供商，过去三年实际上我们的战略有一些转型，这个转型不能说是转型，是一个扩张，我们在业务领域从单一的业务扩大到以数据中心为核心的业务。所有的CIO看的就是数据中心的东西，拿数据中心干什么？无非就是生产、灾备再加测试，基本上数据中心作为IT基础设施支撑的是这三样，三个主要功能。我们把我们原来灾备的一些能力逐步放大，放大到支持灾备也支持生产，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联系。换句话说从我们来看未来由于我们的业务模式扩张了，我们面对的机遇也是更大了，市场的空间更大了，实际上服务从一个仅仅的独立的灾备端，再结合客户的生产端，将来提供客户的无缝连接理论上也有了可能，我们希望给客户提供的全面数据中心解决方案，这里面包括生产经营和未来的测试。实际上现在万国在重新梳理未来的服务战略，刚才我们讲以前是一个传统的业务连续性的灾备，未来我们更强调的是高可用性的管理，高可用性管理涵盖了生产和灾备的整合的概念。这里面我们也利用了刚才讲的，未来我们的方向更多的是采用，因为以前我们是在建设阶段，数据中心还没有形成全的网络状的（英），今天随着很多数据中心逐步形成以后，我们有能力形成一个未来各个地区之间的数据中心的弹性架构，现在讲的是机器的弹性架构，未来除了机器的弹性架构以外，整个数据中心可以看作一个网络状的，东南西北，这样一个（英）的架构实际上具备了给客户提供一个N2N的（英），就在IT基础设施上的端到端的支持。这个端到端讲两个层次，一个讲从灾备生产到测试，一个从应用的角度，还有一个是从网络和价值链角度看是一个端到端的，从网络到数据中心到IT设施到软件到运营，是这样一个端到端的服务。这是一开始一直希望构件这样一个基础架构的平台，然后再上面我们有能力来提供这个端到端的服务，无论刚才讲的数据中心的功能角度，还是涉及到每个垂直业务应用下面的价值链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有这个能力提供给客户，事实上这个能力是我们很早就已经具备的，我们数据中心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很多的差异跟传统的IDC的差异就在这个上面，因为IDC基本上不考虑端到端以及面向运用的服务的，基本上提供的是托管，然后把通讯和电记录，基本上原则上尽管有很多IDC说是增值服务，但是还是比较（英），所谓的（英），就是远程的被动的做一些服务，所以它并没有去管理到它的IT这一块。我们万国跟很多传统的数据中心服务商的差异也在这里。 刚才讲到挑战，挑战就很大了，刚才提供这些整合的服务的时候，对你的数据中心的布局就很重要，因为你要提供给客户这样一个弹性的选择方案，这是一个挑战，你对数据中心要形成这样一个集群，这也花了很多时间，这个样子慢慢出来了，这里面还涉及到资本的投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第二当时数据中心成立以后进入一个逻辑层次的整合，而不是一个前期数据中心的网络的互联，这是我们未来蛮大的挑战，因为你真正做到理想当中变成一个数据中心的弹性架构，慢慢逐步过渡到我们未来所有的数据中心是一个资源池来完成我们的灾备任务和测试任务、生产任务，走到这一步还有很多技术和管理上的挑战，还有蛮大距离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方向和目标，实际上就是构架的准的云平台，是跨地域的数据中心，我们会很坚决地往这个方向走，我们方向已经确定了，把我们原来传统的以项目为主的这些灾备服务变得越来越平台化，我们讲的更加云化，这是今天我们把几个任务比如说生产测试灾备这些关键的作为一个独立系统已经很熟练了以后，我们将来抽取一些共性，怎么样过渡到云化的平台，这是我们未来的战略，这里面的挑战很大，从服务模式、服务交付的模式，甚至报价的模式，跟客户的关系会有一些转换，跟传统的采购方式和服务交付的模式都会有不同，我们内部的管理流程也会随之而变，这个对我们来讲挑战很大，我觉得我们至少需要三年时间逐步过渡，但是我们的方向很清楚，这是很大的挑战。 记者：我想到一个很小的挑战，早上听您的演讲，发现您特别关注用户，讲到了CIO的需求，您从需求的角度讲那些需求很精辟，我觉得那些需求是咱们的机遇。我们的杂志包括我们关注的（英）系统和用户也好，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有需求，就是安全，比如我是一个用户，我要生产测试灾备放到您那儿，心里可能有一个纠结的矛盾，可能有些用户现在还不太了解。第一个问题是您怎么看用户面对咱们这个大的趋势，信息安全的需求？第二个问题是咱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确实安全有隐患，咱们怎么样保证他的安全？ 黄总：我们很早就有我们数据中心的安全策略，我们一直也收到客户的询问，这个很正常，因为客户自己做也会碰到这种问题，我们作为他们的服务商也会碰到这种问题。传统有两大安全，一个是物理安全，这个比较好理解，大家说园区的保安，里面的门禁系统，现在还有一些监控的机器和人员上有很多新的技术，包括模糊识别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来改进物理监控的，这是物理上的。最最核心的还是逻辑安全，数据的安全，包括系统网络的安全，从逻辑安全角度来看，大家搞信息安全的人有一个基本理念，早晨大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第一，没有绝对的安全，这是永无止境的，安全只是一种相对的，而且安全是要有代价和成本的，要获得更高级别的安全是有成本的，今天我们不能抛开成本来谈安全，你要绝对安全，第一要理解没有绝对安全，第二，达到一定程度的不同级别的安全是要不同代价的，理论上说技术上还能做到，能满足到一般的保密的水平，只要你花钱，从基础定义上来看已经比以前的技术多元化了，很多的安全方面的技术也是在水涨船高。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辩证地看这个问题，理解安全就比较好，客户的系统到底要达到什么安全级别，客户首先自己问清楚这个问题了，然后你有多少预算。我相信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安全级别和我们普通人的安全级别肯定不一样，（英）不一样，成本也不一样，你要得到这样一个绝对的安全，你也可以雇一队保镖，雇所有的情报系统为你服务，但是这是需要花钱的。这是我们的观点，我们也希望这样教育客户，首先要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要多少级别的，是不是每个系统都要这样？无论是网络层次还是数据库层次的，理论上都有很多技术可以用，还有安全和效率有时候也会有辩证的关系，我们说从辩证的角度来看，有时候安全很高的话会折损一些效率，你承受得起这个效率吗？因为技术永远是有限度的，尽管在动态的变化，但是在一定时候的系数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我们讲安全也是这样跟客户讨论这些问题的，他自己做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到底花多少预算在安全方面投资，所以技术上基本上能满足客户要求的。 汪总：我觉得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咱们这两年谈安全跟咱们刚刚开始建公司的时候谈安全有很多的不同，好了很多。 黄总：我认为现在很多是心理障碍，以前我们一直在谈论一个问题，实际上当时我们谈外包安全还是内包安全，我以前也反问他们一个问题，你吃饭在家里做饭吃安全还是在外面吃安全？你孩子放到幼儿园安全还是自己带安全？一样的概念，你能说今天因为交给一个幼儿园，你为什么不置疑这个问题呢？孩子比你管的机器更舍不得，你为什么不置疑自己这个问题呢？这是一个观念的理解的问题，你怎么样把这个想透。我看到很多出的很多信息安全的人为事故里面，很多都是内部的人员造成的，反而第三方特别拘谨，特别谨慎，第三方作为服务商，这边的约束要求更高，因为他是靠信誉吃饭的，大部分的出事并不是服务商产生的，我印象当中中国还没有出现很大的因为供应商产生的一些问题，反而我们看到内部由于管理不慎，管理的疏漏产生很多的安全问题、安全事故，甚至内贼，这个都有，这个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统计，统计来说我敢肯定内部发生的安全问题肯定比外包的多。 汪总：另外一点就是现在咱们安全是有章可依的，以前大家谈安全谈外包顾虑在于没有一个指引告诉我哪些东西能够放到外面，哪些东西自己来管，咱们现在是有章可依的，咱们有等保，咱们有国内的安全管理的规范标准。这几年大家在外包的时候顾虑少了，为什么？管理精细化了，而且另外一方面，GDS公司我们安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是安全的非常重要的基石，在我们这儿运行的客户，不管是灾备类的客户还是生产类的客户，我们的安全等级标准都是非常高的，我们在整个客户的安全体系当中做得非常好的一环。整个安全体系提供了不少好的支撑，这一点是我们挺自豪的。 黄总：因为信息安全讲的涉及刚才讲的逻辑的安全还有备份机制，这两样东西只要好了，基本上有一个完整的安全策略。 记者：再一个问题请教一下黄总，现在万国数据成为咱们国内同行业的领头羊，而且也参与到咱们国家标准的制定当中，这也是咱们的地位的体现。以您的了解，咱们和国外的同行业的厂商，包括国内的其他主要的厂商相比，核心优势是什么？ 黄总：万国数据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端到端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涉及到基础设施层和网络层IT设备的管理能力还有上层的最终业务流程的了解。今天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一个层次都要有足够的竞争能力才能构成你端到端的服务，整合这种服务首先你很多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IT能力和对业务流程的理解，包括专家的一些能力，再加上我们说的基础设施层，比如数据中心这样一个层面，我认为如果综合来讲，今天万国数据没有一个对手，他们都具备我们部分的能力，但是有那样一个高度整合的能力，或者每一个关键能力都是我们自己拥有的，还真是没有。举一个例子来说，IBM和HP这样的国际厂商，他们有跟我们很匹配的IT管理能力，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会用一个好的流程和工具的使用，包括也很有经验。但是他们在数据中心的层次上就没有办法跟万国数据抗衡，因为它大部分是租用了第三方的，尤其是电信的一些数据中心资源。这里面我要讲一个差异，因为当你打包成一个最终解决方案的时候，比如说灾备当你成了一个RTO、RPO的时候，涉及到所有的层次的RTO、RPO，也就是这个（英）是由所有层次达成的，换句话说你在这个价值链里面能（英）的层次越多，你完成到达成的指标的可能性越大。换句话说你形成SLA这样一个目标达成的能力越强，你控制的层次越少，实际上很多都是你不可控，所以SLA承诺了也是白承诺的。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跟这些做灾备服务的外包，HP和IBM这些国际的公司相比，万国数据有的能力他们有的地方没有，他们有的能力我们都有。所以拿他们来跟我比的话就有很大的差距，反之也一样，对很多那些纯做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做托管的，又不具备对业务层次的理解，也不具备一个IT的管理能力。电信运营商和传统的IBC，更低的是在一个托管的层面，所以很难去到上面几层价值链的上面，它要完成我们同样的一个任务，它也做不到，它也缺乏整合。有的人讲我把这两个能力拼一拼，还要看你的可控度是怎么样的，这个能力是不是你自己完全可控的，这是我们大家的差别所在。 记者：前不久我正好跟IBM的人聊这个事，他也把这几个供应商分了一下角色，电信运营商有带宽的优势，他们IBM有对企业业务流程的了解。他说像亚马逊那些互联网和新兴的服务模式，他说咱们这种独立的IDC或者EDC缺乏的是IT能力，业务能力。 黄总：那说明他们对我们不了解。 记者：咱们在企业的业务流程或者他们讲的人力资源、ERP业务流程方面的能力怎么样？ 黄总：我们主要讲应用，因为基础设施主要还是为应用软件服务的，应用软件对应的是业务流程。万国也不是今天在各个行业铺开了，我们集中度比较高的是金融行业，我们也在慢慢向别的行业渗透。换句话说金融行业里面我们积累了十几年的经验，我们对金融行业的了解度是非常高的，汪齐就是原来工商银行客户端出来的，我们这里有中行的、农行的、交行的各大银行证券公司业务专家有很多在我们公司，所以对客户业务的理解是很清楚的。所以这几年对这个行业的业界沟通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们也在不断地接触客户，也积累了很多本地客户的需求，包括一些跨过企业的需求，我们是非常了解这一块的。IBM认为在中国只有他能做的，其实他可能还不是很了解，大家知道我们就是从做灾备开始的，灾备理论的方法必须是依据业务需求做你的风险分析的，我们也是从这个层次开始往下做的。为什么万国还保留一个很庞大的咨询团队，其实我们有很多是跟分析业务流程有关的，再加上我们对IT层了解，我们公司大概一半以上是IT工程师，有负责网络的，有负责存储的，有负责各种平台的，包括数据库的，这些工程师人员我们都有。我们的人员架构来看，从我们人力资源架构组成来看，大量的是这些IT的工程师，还有一部分懂业务流程的一些咨询的团队，包括我们汪齐带的整个（英）团队是我们公司的，他们团队里面就有很多行业的专家。 汪总：因为我们做的业务首先是刚才说的要做业务影响分析，我们做的这个其实不仅仅是灾备，我们做的是业务连续，（英）我们要使一个业务能够持续运作，就包括刚才黄总讲的，我们构件了整个从基础架构到IT系统平台，然后到运维流程，再到紧急事件发生时候的应急，再到灾备的切换，再到切换之后整个业务的应急，然后再到回退，整个这个流程，业务连续的流程在我们过去的这么多年，在国内以银行业为标准的话，可能我们做了70%以上的全国性的大客户，他们的业务连续的咨询我们做得非常多，而且我们也协助行业的主管部门做这方面的流程指引，应该说通过这么多年的工作积累了相当大的经验。 记者：您说的70%是什么？ 汪总：全国性的银行。 记者：上午中国人民银行郭总也提到现在中国有3000多家中小银行，万国数据有这方面的优势，下一步对中小银行有什么考虑？ 黄总：我们的客户名单里有100多位，但是我们做过的咨询更多了，大部分是金融行业，但是相比金融行业的总数相比我们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大部分是覆盖全国性的。但是我觉得中小银行是这样的，我们的客户分类里面从高端客户、中端客户和偏下的客户来讲，做高中低有两个概念的一个是IT的成熟度，第二个是业务规模，有不同的层次，我们有两个维度看我们的客户。刚才讲了建立这个市场，我们对这个市场细分的话，一定从这两个维度来看，有的公司规模很大，但是IT程度很低，但总体来说因为银行的业务需求和监管的需求，大小银行监管的标准是一样的，所以对中小企业来讲确实也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中小的金融机构，要符合银监会的标准，所以监管的代价很大。像我们说的（英）的话，会碰到很大的运营成本、管理成本，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中小银行未来都能在能力上和财力上能够满足监管的要求，这就带来一个机遇和挑战。但我们很不幸看到很多中小银行现在还在自己投资，实际上他们投资可能今年投下去了，明年、后年是不是能持续？信息安全是一个持续的成本，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逻辑上来讲应该说他们更倾向于外包，但是外包带来一些技术问题，以前我们看到这个市场涉及到两个很重要的瓶颈，我们觉得是比较大的门槛，一个是网络，因为通过跨省的网络成本很高，骨干网的传输，这是成本上的瓶颈。第二个是我们以前的技术实施远程的技术还有资源的共享度还是有一定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讲虚拟化技术出来以后，从技术上解决了这样一个真正降低成本的可能性，网络上面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瓶颈，但是好了很多，但是资费总体在下降。而且有些东西从万国来讲，我们在构建网络状的数据中心有一个好处，在我们点对点的数据中心我们建立自己的骨干网，这个计划我们已经开始做了，可能明年年底把它真正构建起来。这样的话解决这个网络传输的成本瓶颈，中小企业来共享数据中心，要有共享的模式去做它就变成可能。以前讲的因为涉及到这两个解决不了的瓶颈，现在看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包括我们的规模的形成，为将来几千家中小企业共享，我们的布局相对来说也比较分散，我们在全国六个城市有布局，这样的话可以从区域的角度集中到我们数据中心，大家可以来共享这些IT资源，未来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讲技术发展带来很多好处，以前我们讲大家说灾备是评战结合，以前做不到共享，为什么人家问（英）为什么能做，（英）很有意思，美国的一些中小企业客户很务实，他并不是说一定要自己专属的用这个资源，而中国的客户不管大小，即使外包也要专属的，专属的话共享的可能性就没有了。这是很难的，因为美国的客户很有意思，只要一台机器你给我一个备份的可能性，将来我用的时候你能给我这个资源，不是要专属于我的。而中国的客户不管大小，占有欲特别强，什么都要自己的。但是我想这个观念会变，当他觉得有成本压力的时候，我们讲专属，再有这样的资源用也是需要成本的，我觉得这是观念上以及技术手段上，现在虚拟以后其实也是能给客户感觉上的专职的，还是能满足他们的，但是实际上底层还是在调配资源的。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他也能获得共享以后又不失去自己的独占性，然后又大幅度地降低成本。这三个要素都要满足，不能说独占性要求不合理，市场就是这样，就这样要求也很难一下子改变，所以我们的（英）要想办法满足他这种需求，未来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慢慢找到解决方案的。 汪总：而且GDS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从高可用服务的技术管理水平上面，现在我们已经支持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做它的生产的系统级的运维外包，而且这些中小金融机构是全国很多个点，我们是作为他的核心点给他们提供生产服务，一定程度上的集中管理模式已经形成了。 记者：有没有这样的数据？服务了多少家中小金融机构？ 汪总：因为一个点基本上是一个机构，所以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已经有十几家了。 记者：刚才黄总也提到下一步想建一个骨干网，现在我们在六个城市有这样的数据中心，我们在选择数据中心的选址的时候一般会考虑到哪些因素？建立这个骨干网会考虑哪些因素？ 黄总：数据中心的选址很复杂、非常复杂。第一我们首先要看到，作为一个商业机构，首先要看市场布局怎么样，把华东、华南、华北、西南、西北这样传统地去分，我们大概知道有哪些热点，这是我们第一个前提，今天我要去新疆选。当然也有一种逻辑是数据中心不在乎地域，因为可以远程地放，印象当中是对的，但是中国有些现状很难克服，第一是观念的问题，中国很多客户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他对这种完全远程的太远的东西，他有心理距离，他心里有半径的，从理性上是认同的远的和近的没什么差别。第二是网络的环境是不平衡的，今天国内尽管网络很快发展了20年，今天在座的都是搞IT的，都知道，无论是骨干传输、互联网传输还是到最终用户的最后一公里传输，每个省市是不平衡的，它不是均衡的。换句话说今天青海很好，它的环境特别适合建数据中心，电也便宜，水也很冷，空气清洁度也很高，理论上这是一个很好的选址，当地政府说我不要钱，这是很好的，但是网络环境不行。所以我们第二个就要客观到客户的心里距离，还有市场客户心里距离网络环境，网络环境很重要是因为我们要看服务的客户越来越互联网化，互联网的一些关键结点变成我们考虑的重要的要素。除非咱们国家现在我知道的连杭州大概十个关键结点，原来是九个。另外如果有一些海外业务的话，甚至希望是靠近登陆站更近一点，靠近海外的登陆站像汕头、上海、青岛，有一些对海外的传输效率更高一点。所以说网络的关键结点要素是我们另外考虑的蛮重要的要素。另外是电力资源，能源的长期供应能力和可扩性，这也是支撑数据中心很核心的要素。这几点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人的因素，刚才我们讲到青海，青海是很理想的，除了网络以外还有一个人，今天在青海维护一个数据中心，很难把一些重要的科技人才空运在那儿，让他长期坚守在这种岗位上，这个跟发配也没什么差别。因为基本上搞IT运营的人至少还是一个白领，他不是一个喜欢田园生活的人，所以他是操作性的，本来日常维护运营中心某种程度上是比较枯燥的，人员的稳定性很差的，而且人不可能让系统和工具完全替代的，这个也是一个挑战，这也是我们讲的相对人才容易找的地方。我举一个例子，在昆山建一个数据中心，现在我们也培训了一些，招一个合格的运营这些动力还不是IT设备，我们招了很长很长时间，离上海还很近的，上海人这条线不肯跨过来。更不要说更偏远的地方了，但是我们在成都、上海、广州、北京招这些人比较容易一点，人才比较聚集一点。这几点是我们选址数据中心关键要素。 记者：您刚才说的骨干网您预计会覆盖到几个城市？ 黄总：骨干网主要还是围绕数据中心，但是我们不是说完全自己的，也可能是找一些运营商的光纤来整合用，这样成本更低，可靠性更高一点，这个方案已经开始投入设计阶段，我们的设计方案认证完以后希望明年年底真正构建起来。 记者：预计投入多少？ 黄总：现在规划还没有完全做完，现在暂时还看不出来预算，还要看网络搭到什么样的可用性的水平。因为在中国做架构网络也是最复杂的，因为几个运营商是南北分支的格局，尤其是联通和中国电信，所以你要整合这个资源也是很辛苦的，这两家大家都知道，三网融合了那么多年，连温家宝都没让他们融起来，我们有时候要把他们融在我们的数据中心可能性比温家宝大一点，因为我们在作业层，但是也会涉及到他们的利益相争和挑战，对我们来说也是蛮大的挑战，但是我们要平衡这里面几家运营商的利益，然后让他们最后一起拴在一根绳上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是我们的最高宗旨，为人民服务是最高宗旨，有时候得放弃一下两家的利益之争。网络的问题为什么放到公司最后去解决？某种程度上这是最难解决的，上海都是我们可控的，建数据中心、培养人才、管理流程、不断优化管理工具这些都是我们可控的，是我们公司能力可控的，但是到了网络层就不是你说了算的，中国电信包括联通我们这些传统的运营商确实他们的垄断性很强，他们的国企工作作风也比较强烈，所以你要跟他们沟通和达成一致利益是有挑战的。 记者：刚才您提到数据中心选址的问题，会不会有这样的趋势？有些地方自然环境好一些，现在随着数据中心的规模或者市场越来越大，有没有刚才提到的人为的人力资源、网络资源往那方面倾斜？因为数据中心而让那个地方既具备自然资源同时也吸引人才资源？ 黄总：我认为吸引人不是因为产业聚集，就像农村的人为什么要到城里，这个系统就更完整了，对一个整体社会环境的对人们的吸引，这是很难改变的，一时半会不能把很多东西人为地聚集过去就一定会去的。现在鄂尔多斯以为换产业，我觉得是蛮难的，因为要形成一个产业的要素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不是说简单的光砸钱就砸得出来的，人也是，除非我们说超过三倍的工资、五倍的工资，人家看在钱的份上可能还会去，但是也会超出一些正常的。有些好的人才不是光给钱就会去的，还有一个人文的认同，不是那么简单的。 汪总：还有事业的追求，生活环境的追求，而且不仅仅是我们的资源，数据中心还要用到很多厂商的资源，第三方支持的资源，这都是配套的。 黄总：不要说这些情况，人家说上海人多少年的观念是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以浦江之隔的观念上的认同，几十年大家改不过来的。但是现在好一点了。 记者：三年前开始的业务转型现在您觉得进展到什么样的阶段了？ 黄总：我们的业务收入的角度总体来说还是蛮成型的，原来我们说过纯灾备一条线，现在我们的产品灾备战略当然还是主要的，大概有50%，另外50%是来自于其他的一些产品线，我想这几年我们的转型还是做得蛮好的。 汪总：我觉得叫扩张比较好一点。 黄总：我们老的也没扔掉，老的在继续推动，就是扩大了我们的产品领域。 记者：您有什么目标吗？ 黄总：目标当然还是有的，一个大的广义上的数据中心业务，不仅仅是提供输出场地，广义上包括里面的一些管理服务，灾备也算，成长还是蛮快的，也符合增长，每年大概有25%到30%的年负荷增长需求。但是里面现在外包出来的比例还比较小，但是这几年我们也看到在不断扩大，我们希望在外包的氛围里面在未来能够占到更大的份额，比如说平均来讲，40%到50%，在目前市场规模比较小的时候的诉求，我们希望未来随着市场规模扩大，你的市场份额会达到一个合理水平，这是我们市场的（英），追求的目标。 记者：现在是多少？ 黄总：现在我们大概还比较低，我觉得在20%多，我们希望提升市场占有率，这跟我们在各地原来没有布局完成也有关，因为有的跟布局有关，原来我们在上海有数据中心，昆山算是华东地区，接下来外包网络地区已经开设，就是第二个，所以我们区域市场的份额会扩大。原来我们在华北比较集中，大家了解我们最早在深圳，华南的集中度比较高，市场份额的区域，而且我们一块一块市场在起来，希望每个区域市场都提高我们的市场份额，加总的话，未来我们朝着30%到40%的目标走还是有可能的。 记者：接下来开的是哪个地区的？ 黄总：接下来是上海。 记者：大概在什么时候？ 黄总：大概下个月底测试完成，12月1号以后可以投入正式使用。 记者：最近我还在想另外一个选题，现在这种数据量已经开始暴增了，甚至国际厂商已经提出大数据这么一个概念，就是BP级的数据。我的选题是现在这种架构的生命周期比以前是更短了一些，五年前我五年可以用的服务器，可能三年已经到头了，在数据中心这一块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黄总：会有，但是有一点是离不开的，数据中心的基本原理我觉得最最简单的原理构成是一个安全的环境，再加上足够的电和网络的切入，这是构成的基本元素，我相信这个格局不会变。设备的影响是什么？可能是共建密度还有它的承重的影响会很大。因为我相信IT设备也是一个线性的改进，除非大家到了将来CPU使用的生物的方式，但是这个好像十年里还看不到希望，基本上我觉得归结后除非变成生物技术来改变这个，我们也看过，只要在硅结构下我认为十年内甚至十五年内不会有大的变化，对它的数据中心的影响无非是形式上会有一些差异。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有一些变化是什么呢？云计算出来以后，大家现在看到网上有很多关于Google典型的（英）数据中心的理念，大家会越来越关注的是把IT设备和纯物理的基础设施数据中心能源这些供应和智能系统，我们讲这些系统的设计越来越整合地考虑，原来的数据中心为什么设计成方的呢？因为计算机设计成这样，服务器是这样的，已经（英）是这样一个形状。但是我认为原来大家都是各做各得事，而且是有路径的，芯片就是这样，服务器厂商模版就是这样的，服务器厂商就是这样的，形成一个整个的产业路径，计算机我们说的数据中心也是这样的。但是今天来看看上去这个可能会被打破，顺应云计算的数据中心可能要集成度更高，换句话说在我看来未来可能一个数据中心变成一个大资源池，它是一个大计算机，事实上从Google和（英）新数据中心已经看到这样一种趋势在里面，也就是说大家已经打破了传统的服务器的形状架构，试图在改变它的架构，包括里面的一些模版的能源的供应方式，CPU的供应能源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尤其云计算既要把成本能耗和IT计算机的运算更高度地整合起来去考虑的话，将来的数据中心可能有一个趋势，每一个数据中心就是一个大计算器，就像一个超级的计算机一样的一个数据中心，可能在往这个方向演变。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讲很多新的东西不等于把旧的完全彻底的颠覆和淘汰，它可能是长期共存的，在这个方面我们万国很有兴趣尝试做一个基于云计算的数据中心，但是我们也是选择适当的时候去选择一个实验性的数据中心看一看。数据中心作为一个产品角度来看，它也会细分，它会更多地细分，大家看到现在有集装箱式的数据中心，模块的数据中心，这又是一种丰富了的产品，因为它的适应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大家看到国内有很多人在探索集装箱式的数据，但是不能说它是不合理的，它有就是合理的，我相信数据中心将来是多元化的产品线，就像你今天到超市去，同样是一个大米都有很多种，有很多适应不同的市场的需要，也就是说这个市场会慢慢更细分。 记者：您现在觉得云的加入之后对您的服务模式包括您刚才说的服务交付、报价还有内部管理流程提出了很多的挑战，您能举一下例子吗？ 黄总：云化的服务来讲，因为现在云这个概念很宽泛，第一我们讲的是基础设施的云服务，换句话说你的计算能力获取的方式，甚至包括应用层面比如说你满足生产和灾备偏一点应用的角度来看，你能够更多地采用自助式的（英）的需求，这是云的本质，它是模式上的，而不是传统上的采购我们说的竞标，我们讲的打单，最后项目实施，服务交付验收这样一个流程，我想可能我们需要这个云化的过程是让它这个流程变得更一气呵成，更自动化，更贴近客户的随需而动，我觉得这个是从服务商来说追求的方向，这样的话其实你要知道我们要让很多服务非常标准地像一个菜单似的，而不是说（英）很高的，就算是做一些客户化，也是在我们一定标准的前提下去做的客户化，我觉得这个对客户的效率，对我们的运营效率、交付效率都会很高，这个对万国数据来说是下一步要走的方向，如何云化我们的服务，这是我们模式上的转型，就是从传统的交付模式和销售模式走向一个新的云化的模式，这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 汪总：这里面最大的（英）就是你怎么把原来用户看得见摸得着的资源的东西变成一个服务的东西，因为你卖了以后就是服务，不管你是卖（英）你卖的是服务。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从服务梳理我们内部的资源、流程、各种能力、成本核算体系，这里面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可能也是GDS所擅长的东西。 黄总：对，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一个中期的理想，把GDS这些已经成为专业的灾备以项目为基准的服务商，变成一个云化的服务商，我想这是未来三年的GDS比较核心的战略格局。这里面有很多基础条件的要素支撑。 记者：黄总能不能请教一下您是怎样看待现在灾备服务的外包的整个市场的格局？我们万国数据在里面的定位是什么？ 黄总：我简单讲一讲，在灾备外包服务里面的份额我认为现在是分散的，但万国肯定是第一的，从方法论到基础理论到实践，我想万国也是绝对领先的，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在牵引着这个行业的认知也引导着这个行业的前沿理论体系的建设到后面的实践层面来说，我觉得我们领先于这个行业。我觉得其他的公司刚才讲第一没有万国端到端的实力，不完整。第二我们讲（英）无非讲几样东西，你的技术、理论、方法论是不是先进的，然后市场份额是不是足够的，还有就是你交付的各个行业的典型是不是多，我们实际上灾备涉及的行业很广，所以在行业的触角上已经蛮广了，但是现在金融集中度比较高，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包括无意识在今天国内这个行业当中是最领先的。 （结束） |
